“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中国古代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的士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知识技术和道德文化。而且，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这些隐士们往往是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但是他们却如《旧唐书·隐逸》云：“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学而优则仕”通常是士人的人生轨迹，却又为何隐而不仕呢？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就有对隐者的推崇和赞许。如《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见隐逸的故事，便寓意着“真理”掌握在隐者之手。道家的出世思想对古代士人有巨大影响，冯友兰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更是隐者思想集大成者。可以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隐逸情绪提供了“酵母”。

“道家者盖出于隐者”，括苍山是道者隐居修炼的理想场所。括苍山又名真隐山，古时交通不便，以其博大、险峻、奇秀，吸引了众多道者的驻足。南朝齐梁年间，著名道教思想家、药物学家陶弘景，曾在隐居的灯坛架、大楼旗结炉炼丹，采药著书，“灯坛架”遗址至今犹存。还有“天险西关障，峰峦气象雄”的仙人基、道场基、道人寮等道教遗址。

“隐”是括苍山和括苍洞的主体元素，所谓“真隐”《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周易·坤卦》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地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老子出关归隐，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例如，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就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你便有了做人的骨头。据文献记载，被称为仙居第一隐的宋末著名的仙居诗人吕徽之，字起猷，号六松，双庙西吕人，后迁至朱溪岩前村。吕六松自幼聪明，博学能诗文。南宋灭亡以后，立志不仕，甘于贫困，以耕渔自给，虽穷困潦倒，却自况为陶渊明，曾在朱溪建造了周边遍植菊花的“友菊楼”。事实上，仙居文人对菊花的兴趣也是与陶渊明有关，特别是仙居山水清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台州式硬气”似乎与菊花的品性更为相投。为此，在《光绪仙居县志》中，元代的朱嗣寿晚年“治别业曰东园，莳菊甚盛，学者称菊隐先生”；还有吴廉，致仕后也是广植菊花，以此自娱。而明代张俭《赠俞文峰擢建昌副宪序》中的俞店人俞宣芳，在官场失意后，则回家自辟小园，干脆成为一名菊花种植专业户。

括苍山和括苍洞的“隐元”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仙居人，从仙居有记载的第一隐士吕逢时算起，《康熙仙居县志》隐逸列传有22人，他们有的弃官，有的从教，有的渔耕，以道家隐逸生活作为自己的理想归宿。道家本身以强调个体生命至上的“贵生”价值观，从而彻底否定了儒家追求“名利”“仁义”等价值观。但是，道家也并不过分强调生活方式等形式上的隐匿，为了存身也可入世以自适，这对于古代的隐士而言，在思想层面多了一方挪腾的空间——隐则为道而立德成名，出则为儒而立功成仕，这在历代仙居人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自古介行之士，或遭世变，或不合于时，必陶迹山林，于岩穴。富贵不以动其心宁没齿面不器”，自古以来，隐士作为特殊群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仙居隐士之风自唐宋发源，如唐朝项斯，入仕之前曾隐居于杨府项斯坑。作为南宋遗民，面对山河破碎，有相当一部分仙居读书人不愿出来为元朝廷效力，立志不仕。如同时代的仙居南宋著名植物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陈仁玉一样，都在宋亡后立志不仕，那种“台州式的硬气”，一种民族的大义和忠义的气节，在这里得到了诠释。

同时期的隐士除吕徽之外，还有蒋仲珏、翁森、 柯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