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襄是北宋初、中期的名臣、教育家、理学家和诗人，他在仙居为官四年，政绩斐然，堪称仙居文教始祖，并以此为起点走向中枢及各地方治所，为百姓办了许多开创性的实事，广有口碑。

陈襄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北宋庆历年间进士。庆历八年（1048年），陈襄由浦城（今南平市）主簿调任仙居县令。仙居当时属“文教未兴”“礼教不通”的“荒远之区”，失意官宦的“谪戌之地”。他针对仙居“民尚朴野、罕知读书”和“民穷多变、监狱患满”的现状，选择了两大治理方略。

首先是抓教育。

陈襄亲作《劝学文》，乘大年初一有名望的老人前来贺年之际，“命门人管师复宣读于庭”。《劝学文》指出，“夫人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学，然后知礼义孝悌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弟为学，则兄姊友爱；家为学，则亲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矣。”陈襄要求“父老归告而子弟速令来学”，政府将“择明师（好老师）而教诲之”。

为了增加仙居人民受教育的机会，陈襄安排县内各地在原文庙的基础上购买附近的土地，扩基创办学宫，并以文书教谕乡民限令遣子弟入学。

为了教化百姓子弟，陈襄身体力行，带头施教。当地有求教问难者，可以乘他处理政事之余“入问于庭”；他每次巡视部属、考察刑政时，遇到附近有学校，就下车入内为学生讲经。作为堂堂县令，百姓可以入衙求教，还现场施教，作风可谓亲民、深入。此外，陈襄在政余时间还专门设坛施教。因他是当时儒学的领军人物，学识渊博，许多人慕名而至。不独台州郡的人来，就连缙云、建安诸郡都“举子相次而至，慕义讲学”。他的门下高足管师复、管师常兄弟是龙泉人，都“不告父母慕名奔走而来仙”求学。仙居人吕逢时是他“首执弟子礼”的得意门生，后成为“登皇祐五年进士第一人”。这在当时影响极大，“邑人知学自逢时始”。据史书记载，陈襄带弟子，先后“从学者达千余人”。由于陈襄政尚教化、以德化民，自此，仙居办学之风日盛，“弦诵之声洋溢”。到了南宋时期，仙居科举呈现了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鼎盛景象，陈襄有首发之功。

再是抓习俗改革。

陈襄作《劝俗文》，他希望百姓做到父义、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别、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要求百姓“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凌）善、无以富吞贫”。这从今天来讲是以人为本，抓百姓的道德素质教育，抓社会的综合治理，追求社会和谐的治理目标。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朱熹集》中为陈襄的《劝学文》作了详细的注释评议，给予充分肯定。

在实施《劝俗文》，进行习俗改革的同时，陈襄还以和郑闳中诗的方式，作了《我爱仙居好》诗十一首。这实际上是对《劝俗文》的实施作了一定的诠释和导向，同时表达了自己热爱仙居、自愧自责之情。其一道：“我爱仙居好，民纯不用拘。闾阎兴礼逊（谦让），囹圄长榛芜（杂草）。网扩奸逾少，风恬恶自无。一年人已信，感激谢张弧。”这表达了其美好的政治理想。《赤城志》评曰：“守令咏甚多，独录此者，以其言皆切于厉俗，而多拳拳责己爱民之意，盖仙居称善治规模昉此（自此开始）。”

通过四年的精心治理，仙居民风大变，史书赞曰，当地“弦咏相闻，人才蔚起”“百里田畴熟，一年囹圄闭”。陈襄也政声鹊起，皇祐三年（1051年）陈襄升任秘书省著作郎。临行，仙居百姓“攀车遮道，几不得出境”。

出仙居后陈襄一如既往，继续为民办实事。

陈襄在任河南孟州河阳令期间，就当地人不懂种水稻，割田二百亩为示范田教种水稻。时富弼为当地郡守，见之甚为器重，“弼入相，遂力荐之”。陈襄升为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事。

嘉佑六年（1061年）陈襄出知常州，发动民众开渠引水，使二百亩土地受益。

熙宁五年（1072年），陈襄任临安（即今杭州）知州，继续为临安人民办好事。他疏浚了唐代李泌留下的已废弃的六井，解决了临安市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

在临安任职期间，他与大文学家、诗人苏轼友情甚笃。因他与司马光政见相同，对王安石变法持异议，而苏轼对变法的若干过于激进措施持异议，故变法派掌权时，苏轼也出为临安通判（相当于副市长），他们都是文学家和诗人，且有许多共同语言，因而结下了深厚友谊。

苏轼就陈襄主持解决临安市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写下了《钱塘六井记》，详陈此事。后来，陈襄调离临安，苏轼深情相送。苏轼还写了一首诗怀念他们之间的交往友谊，并赞扬他：“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入菲。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雪衣，白鸽，指杭州人民感谢陈襄为他放鸽祝寿。

陈襄注重教化、改革习俗、体恤民疾、勤政为民，治所百姓是有口皆碑。元丰三年（1080年），陈襄病卒于开封，移葬常州，追赠给事中。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仙居人民在南峰山桃花洞建“古灵祠”（陈襄号“古灵先生”）纪念他，至今唯剩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