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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美食

  发布时间:2023-03-29   字体:【  

泮喜雄
 
番薯
 
番薯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商人冒着杀身危险带入我国——当时,吕宋(今菲律宾)“禁不令出境”。因来自域外,故称番薯。
 
番薯适应性强,不娇气,产量高,深受农人欢迎,是生、熟皆可食用的作物。
 
当年,田地分到户后,农人的劳动热情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那些土质差、肥力不好的山坡地大多都种上了番薯,等到藤叶茂盛时,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每年九月开始,是我们偷偷去地里“刨”番薯吃的时节。那时候,我们漫山遍野地疯跑,肚子饿得快,如果此时恰好农人少,或是无暇注意我们,就会有个拢头的人一脸坏笑冲大家挥手,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召唤:“喂——过来过来。”
 
于是,我们心照不宣地凑在了一起。
 
番薯在农人侍弄下茁壮成长,藤蔓疯狂地扩张,如同我们无处安放的野性,番薯叶子争着往空中伸展,似乎谁伸得越高就产量越高。我们这群小瘦个子,如果“躺平”的话,钻进番薯地肯定被遮个严严实实,就算从边上路过也不一定能发现。可是,我们是来“刨”番薯的,不能“躺平”。
 
我们三四个人一组,折一根树枝,各组选定一株番薯开始“刨”。几个脑袋瓜子凑在一起,屁股撅得老高,裤子上的补丁肆无忌惮地像风中的狗尾巴草摆来摆去。
 
在我们幼稚的认知里,“刨”番薯也是要讲行道的,比如每株番薯只能“刨”三四块,每人一块,多了把整株“刨”掉是不成的。这也是我们每组三四个人的原因,又比如“刨”后还要把泥土压回去,让它继续生长。
有时候,我们叽叽咕咕正“刨”得开心,突然猛地传来一声喝斥:“你们在干什么?”
 
哈,被发现了。我们像受惊的野兔撒腿就跑,边跑边嘻嘻哈哈地笑着。偶尔,会有小个子的伙伴被番薯藤绊倒在地,一嘴泥土,爬起再跑,再被绊倒,急得想哭。反倒是喝斥的农人急吼吼地:“慢点慢点,别摔了……”
农人并不会追赶上来。在当时的农村,粮食并不富裕,于是,各家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朴素的宽容:孩子们“刨”几块番薯吃吃不算偷,这比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更理直气壮。
 
“刨”到番薯后,我们就跑到村口的小溪,各自挑块石头坐下,边洗边比谁的番薯大。“刨”到大番薯的孩子洋洋得意,招摇地拿着番薯与其他伙伴逐一比较。比输了的孩子有点小懊恼,但转瞬一想,又开心起来:“我前天那块番薯比你今天这块要大……”
可谁还会去管前天那块番薯的大小呢,大家各自用嘴把番薯的皮啃掉,“吭哧吭哧”地享用着美味。
 
等到番薯收获时,农人们全家出动,一担又一担地往家里挑番薯。记得有一年,我家收获了十多担番薯,全家人开心得像过年似的,我也在小伙伴面前吹嘘了好一阵子。
 
于是,各家就开启了吃番薯的快乐时光,在烧饭、煮粥、下面条,或是烧玉米糊时都要切几块番薯下锅。还有就是洗上满满一大锅番薯,舀几勺水,这种半蒸半煮的方法在老家有个专用的字叫“熯”(音汉,请用仙居土话)。
 
如果恰逢天气晴好,搬几个板凳到门前屋后,抱一笊篱热气腾腾的番薯,一家人围着大快朵颐,那种口感,用电视上美食节目常见的夸赞是“香甜软糯”,那种幸福和温馨的场景足以时常回味。大人们谈着家里的收获和接下来的安排,孩子们则就着漫天晚霞,想象着天上的云朵像牛还是像羊。鸡鸭狗等也围了过来,争抢着被丢弃在地的番薯皮,有些胆大的,故意在边上漫不经心地踱着,趁小主人不注意时,猛然扑上来一口,然后撒着欢儿跑开。孩子大多并不生气,因为自己在地里“刨”番薯被发现时也是这样的情景。
 
番薯从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早成了这方水土“常住居民”了,虽然它的长相朴实无华,往往只能用“灰头土脸”去形容,似乎也没人用赞美的口气说“这块番薯真是太漂亮了”,但它实实在在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如同野百合也有春天。
 
据说,番薯在明朝传入我国并得到推广后,拓展了粮食渠道,缓解了口粮不足难题,刺激了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全国人口从明朝末年的1亿到乾隆年间的2亿,再飙升到道光年间的4亿。
 
像我们这些70后,以及年纪更大者,对番薯往往有很深的印象,这种印象与80后、90后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经历过粮食紧缺的年代。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个傍晚,我和小叔亚飞一起玩,在太婆家发现锅里有几块番薯,大喜过望,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人抓一块乒乓球大小的番薯就跑。太婆是我爷爷的娘,是亚飞爷爷的嫂子,七十多岁的她拄着拐杖踮着小脚追。娘看到了,连忙过来问什么事情,我和亚飞三言两语讲了个清楚,娘很生气,夺过我们手中的番薯拍到太婆手上,怼了一句:“他俩都是你的后代人!”
 
有一初中同学,家在高山之巅,去他家必须把自行车寄放在山脚的农人家,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很不方便。听他说,因为当年粮食紧缺,他妈妈执意嫁到山里,好处是随便找个无人注意的旮旯挖个坑种上几株番薯,到秋天就有收获,口粮比平原地区富裕,能活命。
在当年,粮食紧缺,番薯以杂粮的身份成了农人的主食之一,既金贵又普通,支撑着千家万户在艰辛中艰难地活着,生生不息。每次回想起那段岁月,回想起太婆追赶时踉踉跄跄的情景,在感慨中略带一丝心酸,但一想起与伙伴们“刨”番薯和全家人一起吃番薯的情景,不禁又乐开了怀。毕竟,我们都挺过来了,那种逆境而上、浴火重生的信念始终不曾熄灭——是的,都挺过来了,如今的回望,在风轻云淡中仍然怀有一丝苦涩与从容。
 
茶叶蛋
第一次听到“茶叶蛋”三个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夜晚,电视里播放着两人在火车站送别的情景,其中一人对背着背包的科技工作者说:“造原子弹还不如人家卖茶叶蛋。”
于是,我在不经意间就记住了“茶叶蛋”三个字,因为我当时怎么都搞不明白:难道茶叶蛋比原子弹还厉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黄岩师范读书。当时,黄岩师范的教学楼共四层,我们年级的教室在顶楼。教学楼共有东西两条楼梯,其中西面的楼梯紧贴我的教室。在一楼的楼梯下方有个十来平方米的空间,一位老太靠墙摆了一张小方桌,并在墙上固定了一张铁丝网,卖着一些杂七杂八的零食。在小方桌边上,放着一个煤球炉架着铝罐,里面煮着鸡蛋,香气扑鼻——听同学们说,这就是茶叶蛋。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去教室,我发现老太正拿一个小铁勺在铝罐里翻弄着,把鸡蛋的壳逐个敲破。
 
“阿婆,你在做什么?”也不知是谁开始称她为“阿婆”的,反正师范的三年时光我们一直这么称呼她。
“煮茶叶蛋啊。”
“为什么要把壳敲破?”
 
“哎哟,同学。”老太抬起头来冲我笑着,“你家没煮过茶叶蛋啊……”
 
我笑笑。我的窘况不是家里没有煮过茶叶蛋,而是到师范读书后才第一次见到茶叶蛋。
 
“先把鸡蛋煮熟,然后再把蛋壳敲破,才能把茶叶的味道煮进去。茶叶蛋,我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开始煮的。”老太絮絮叨叨地说着,末了,加上一句:“同学,买一个吃吃?五毛钱。”
 
“下次下次,现在没带钱。”我连忙回绝。在当时,国家对师范生是有补贴的,每个月好像是28元钱,再加上家里定时汇来一些,每个月40来元钱,就是我当月的全部可分配资金,包括伙食费,买衣服鞋子、学习用品等都需要从这里支出,日子过得紧巴巴。
 
后来,有好几次坐在老太的小板凳上,边聊天边帮她敲蛋壳,虽然不买,但闻闻香气,或是用小勺“嗒嗒”地敲碎蛋壳,然后听听老太讲着当地的家长里短,这都是一种满足。
 
开始,老太会对我说“买个吃吃”,后来见我不为所动,也就不说了。当然,她也精明,始终讲明是“买”个吃吃,而不是说“拿”个吃吃——当时我曾在心里问过自己,如果她说“拿”个吃吃,我会不会假装认为她是真想送我一个茶叶蛋而白蹭一个?
 
听老太讲,她的茶叶蛋是最好吃的,煮得时间长,更入味,香气更浓郁……一天卖上五六十个没问题,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上百个。于是,我突然明白“造原子弹还不如人家卖茶叶蛋”的含义了。
 
毕竟,当时的工资普遍不高,爸在学校工作,每月工资是80来元钱。我们师范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也就是80来元,以至于师范二年级时听说我们工作后工资马上可以达到100多元,全校轰动,喜大普奔。
 
吃上人生第一个茶叶蛋,是在获得了人生的第一笔奖学金之后。师范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不错,同时整个学期的操行分没有扣过,于是获得了奖学金。记得好像是20来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半个月的开支啊。
周末的下午,一个人,一本书,踱到九峰公园,目的就是为了买个茶叶蛋吃吃。之所以不去老太那里买,主要是担心老太以后会反复让我“买个吃吃”。
 
当天的天气阴晴不定,就像我当时的心情。在公园门口,徘徊、迟疑了很久,心里仍然有点舍不得。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了那些热气腾腾的茶叶蛋的诱惑,实施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报复性消费,狠狠地花一元钱买了两个茶叶蛋,坐到公园的凉亭里,磨磨蹭蹭地吃了近一个小时,感受最深的是——热的茶叶蛋好吃,凉了就差远了。
 
工作以后,有了固定收入,也就有条件偶尔去街上买几个茶叶蛋吃了,但总觉得没当年读师范时吃的茶叶蛋好,香气弥留、口舌生津的那种。也许,这就是记忆的神奇和魅力吧,许多人、事、物,都需要在时光中沉淀与发酵,在时光中珍藏与修饰。
 
2013年,有湾湾岛学者在综艺节目中声称“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一言论被网民挖出来后,“茶叶蛋事件”立刻成为了一个网络热点事件,众多大陆网民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演绎,网上着实热闹了一阵子,许多像我这样的普通民众也着实在欢乐中加深了对茶叶蛋的认识。
当时,在新闻媒体上获知该学者的奇葩言论,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愣,心想——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观点。
 
记得张贤亮的《灵与肉》,主人公许灵均摘掉了“右派”帽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见父亲时,妻子秀芝煮了一袋茶叶蛋让他带着;让我记住“茶叶蛋”三个字的那部电视剧讲的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这些都足以说明茶叶蛋在当时已经平民化了。如果说文学作品或是影视作品里的情节,难以证明什么,那么现实中的鸡蛋和茶叶都是普通物件,至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谈不上“金贵”二字,自然,煮几个茶叶蛋应该对普通人家不会造成经济上的压力。我之所以在读师范时才第一次见到茶叶蛋,我想主要是因为在当年生活负担较为沉重的情况下,老家的农人们都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满足这种可有可无的口舌之欲吧。
 
再想想自己当时读师范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吃不起”啊,更多的因素是舍不得而已。
 
这这这,难道在个别湾湾岛所谓“学者”的映像里,还执着地把自己对大陆的认知固定在“石器时代”吗。
 
如今,偶尔还能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卖茶叶蛋,看到食客在那里挑挑选选时,就会想起当年帮那个老太敲鸡蛋壳的情景,以及当年在九峰公园第一次吃茶叶蛋时飞扬的感觉,甚至当年的那座凉亭,都是如此的妙不可言。
 
任何美食,总是对应着时代背景和个人烙印,牵扯着众多凡人的点滴感受。记得当年老太让我“买个吃吃”时,我更多想到的是先贤的一句教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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