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文
杨争光曾有20多年让自己的生活退出小说，“我有意和我所写的东西保持距离”。但这一次，却是一种意外。无法拒绝的疾病，迫使作家在精神的废墟之上仍然努力想象文学应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我的岁月静好》便是他苦苦思索之后的大成之作。
杨争光发表文学作品伊始，就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混杂着黄土狂沙的西北旋风。他的文字素以生冷硬倔著称，笔力所及，皆是黄土地上粗粝酷烈的生命挣扎。不过，《我的岁月静好》一改他此前浓烈的“西部传奇”风格，以平淡直白的语言将日常琐碎纳为小说的聚焦点。这可以视作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不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文学主题，和此前作品都截然不同。
杨争光总是从容地凝视世界，凝视我们的生活，以冷峻之笔写出真相。
当旁观成为一种生活哲学，不仅以此自居，且身体力行，成为“岁月静好”的拥有者——《我的岁月静好》主人公德林，恰好就以知识和经验养成了这种强大的精神，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作为朋友或者家人，他都能一以贯之维持自己的“旁观”姿态，并且如鱼在水。小说中，德林所拥有的语言能力和才华，都只是他能够顺利将自己从一切纷争中剥离出来的工具，他越是如鱼得水，我们就越是感到脊背发冷。
杨争光通过德林的眼睛，旁观了婚姻、亲情、邻里恩怨、乡村城镇化进程等一系列事情之后，他摆在读者面前的，不是对主人公洋洋自得的“岁月静好”的赞同，而是把握了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的脉搏之后，对这种旁观之心凛然地讥刺和讽问：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岁月静好”不只是浮于表面的一层幻象，还具有更加真实、丰满的肌理与内涵？“故乡”所在的乡土世界也仅在回忆中富有温情，那么，脱离土地的人群，他们的精神应该依附何方呢？
小说故事从马莉提出离婚开始，这一女性形象贯穿小说始终，但杨争光却并未正面描写她，而是通过德林的观看，以极坦然的写作姿态，将现代社会中真实的婚姻状态和盘托出。马莉时时处在德林的凝视中，但她却比德林更快地觉醒了自己的精神。进入现代的中国，夫妇伦理、家庭结构、亲密情感模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变。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家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既包含了旧时代的贤良淑德，也同时容纳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主。处于德林凝视下的马莉，逐渐跳脱了男性期待的轨迹，从考研究生、定居城市，到对孩子的教育、旁观连环车祸的不同感受，到最终提出离婚……虽然德林总能依靠自己的学识与口才，为这一切找到合理的生活逻辑，但马莉显然对德林的这一套并不信服。
马莉对男性凝视的反抗，是彻底而坚决的。于是小说在此呈现出中国文学中较为罕见的话语权力的落差：处于男性凝视中的女性，不仅挣脱了这种凝视，且表现出比男性更强悍的精神力量。当马莉说出自己对婚姻生活的真实感受，说出“我想让我感到我是个活的，感到我是个女人”的时候，她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女性的独立。她在一切遮蔽之中，找到了完整的自己，这十分了不起！
小说中，经由以“旁观”为生活哲学的德林所引出的“岁月静好”，几乎一下子就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姿态——脱离土地转向城市之后，人们的精神几乎陷入了一种持久且平庸的无聊之中：信息琐碎、人情剥离，正如德林一般，是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虽富有学识，却缺乏社会责任与家庭担当，首先精致利己，其次明哲保身。鲁迅笔下的“看客”不仅没有减少，甚至“看客”心态成为这个时代最正常也最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人好像变成一种标本，失去了生命应有的灵动诗意。就像作品里的铁匠大大，打铁炉可以再次支起，但属于这个身份的时代已经无迹可寻。
“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关怀，也没想过要离开，就是想离开也做不到。”杨争光曾说。他的小说一直都具有非常普遍的共通性，他的创作是非地域的，模糊时间与空间或者说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是一时一地一乡的书写，而是通过对某一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凝视，并以此“对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作鸟瞰式的把握”。他在尝试抓住这个时代。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文学如何描述、记录、架构一个现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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