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湖
 

历史的烟尘散尽，留下的往往只是符号化的碎片。正因如此，历史叙事皆有当下性。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读历史，如何写历史，既有共同历史观的规约，更有个人化的认知在其中。同样是面对赵宋一朝，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大家就有着不同的判断。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则认为，北宋尽管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特殊的新形态”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如果说陈寅恪、钱穆还算是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来作出评价，那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可就属性情之言了。
 

通俗版的宋朝又该如何来演绎？学者王佳用了三卷本的《风雅大宋》带着读者一起重返大宋。她以作家的文学才情展示了她理解的宋史、她倾心的宋代、她体认的宋人，为读者奉献了属于她个人体验的“风雅大宋”。
 

作者是以文学的性情之笔来写自己心中的宋朝的。王佳显然读过大量的宋史笔记，因此，《风雅大宋》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可以认为是由正史与野史共同建构的。认知历史，正史当然关键，野史同样不可或缺。鲁迅先生就曾说过，读宋朝明朝史尤须看“野史”或“杂说”。庞杂而丰富的史料，是《风雅大宋》文本变得生动、鲜活的基础。正是由于作者对这些史料的用心，她笔下的历史是有着性情的：“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刘娥听政”“庆历新政”等历史事件充满了生活气息；赵匡胤、赵光义、寇准、范仲淹、晏殊、苏轼等历史人物也变得生动起来。尽管在创作过程中时时需要考稽历史，但《风雅大宋》依然有着流畅的叙事、细腻的文字、跌宕的情节，这显然和作者扎实的文学创作准备是分不开的。
 

同时，作者也是以历史的同情来写自己心中的宋朝的。国人普遍认为唐强宋弱，但也有不少研究者不认同这样的比较，因为唐宋两朝所处的政治、军事、地缘等环境完全不一样。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贬抑，与明清之际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射表达有关（以王夫之的《宋论》为代表）。此外，由于近代中国的衰落，人们在心理上会更自觉地与军事上强大的盛唐形成历史“共鸣”。《风雅大宋》当然不是在做史学研究，以期塑造一个“强宋”形象，但作者在以轻松的笔调重述宋史时，尤为注重体认历史的情境性，而不是去简单附合某些结论。比如，《风雅大宋》就较好地还原了王安石性格的独特性。在作者的生动叙述中，读者能体会到：王安石的离经叛道、行为古怪甚至不可理喻，实际上和他孤傲的性格相关。王安石不修边幅、衣着邋遢，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不去理会他人的评价；他与同僚不睦，与众文人也凑不到一起，主导的变法更是遇到强烈反对，莫不与他的执着与孤傲有关。
 

对历史的书写其实就是对文明的复读。面对的史料或许是同一的，但书写者的性情却是千差万别的。通俗史的写作绝非仅仅将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中注入书写者的历史观和叙事观。而要让历史叙事的文本进入现代社会传播链条，还得服从现代知识生产的规约，其价值才能获得充分彰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雅大宋》的文本价值和传播价值无疑是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