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丽柠
《慎余堂》是青年作家李静睿的长篇历史小说全本。她以作家的冷峻笔触和女性的细腻与体恤为读者讲述了北洋时期一个盐商家族的兴衰故事，呈现出了其两代人被历史洪流所裹挟和冲撞的苍凉命运和归途。本文作者认为，李静睿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出虚构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她在写作道路上的一次彻底变革。
《慎余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李静睿断断续续写了四年，累计三十多万字。在此期间，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变化，成为了一位母亲。在本书的后记里，她写道，“四十岁之前我要写一部让自己感到高兴的长篇小说，我在三十七岁那一年，实现了对自己的承诺。”
作为一本承诺之书，不论读者是否喜欢，评价如何，在李静睿心中的分量都是沉甸甸的。本书就像亲历历史现场的实景拍摄，李静睿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出虚构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她在写作道路上的一次彻底变革。
大时代 小人物
李静睿是四川自贡人。川盐史上有名，曾是巴蜀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据载，民国初年，自贡地区已有1.2万多口盐井，其密集程度堪称全国第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井盐产地。
文本伊始，李静睿便定准了故事的经纬。盐场风云为经，历史变革为纬。提笔即写：“小皇帝退位那日，已是腊月二十五。”回眸一瞥，孜城盐商慎余堂的当家人余立心在家中正坐立不安呢。
清末民初，民智初开，革命者风起云涌。封建王朝已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北洋动荡时局刚刚拉开序幕。忐忑的国人，特别是那些稍有身家财产，又有报国理想的人，该何去何从？在特定历史时段，这就是值得刻画与关注的历史群像。李静睿选择在清帝退位的时间节点打开故事，仿佛在问：革命胜利之后，是否仍要继续革命？
孜城把持盐务的有余、林、严、李四家大盐商，但小说却是围绕余家兄妹三人的命运展开的。余父余立心久经官场商界，心中念想的无非是如何利用时局将家业越做越大。但家中的三个孩子，好像不是这么想的。
大儿子济之留美归来，不仅信仰基督教，还与几位洋医生在孜城办起了西洋医院。二儿子达之留日归来，带回了日本女友千夏，接手了家族生意。达之与林家的林恩溥既是留日同学，又联手在当地建起了盐业商会。小女儿令之天真烂漫，知书达理，一心一意地等着与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林恩溥共结连理。表面秩序井然的盐场，却在时代洪流中泥沙俱下，与之相关的人们也因此展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
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下，无论多么笃定的人生，都无法把握。向盐场索金的军阀换了一批又一批，京城的大总统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就连老谋深算的余立心也忐忑起来，携养子胡松与小妾楼心月跑去京城佯装养病，实则探听政局虚实。可留在孜城盐场的余家兄妹，却表现出了各自令人难以猜测的一面。小说故事曲折，每个人都命运叵测，很耐读。
革命之路 道阻且长
从孜城到北京，从盐场到政界，从富少爷到革命者，本书人物众多，场景频换。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余达之与余令之这对兄妹。
达之是一个极端革命者，这在其他小说中极为少见。达之为了他的政治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生活、家族利益、友情爱情，甚至是妹妹的人生幸福与小外甥的性命。一切都可以成为交易的工具，任何人与事都不能成为“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这是达之革命的初衷，还是他在人生路上蜕变的结果？理想与抱负，到底能对一个人的人生抉择造成多大的冲击？这是个值得读者深思的问题，也是个小说家不想回答的问题。
无独有偶。相似的人物，曾出现在日本电影《间谍的妻子》中。该片曾获得2020年海南岛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提名。影片中高桥一生扮演的商人福原优作，偶然得知了关东军在华进行人体实验。他愤怒于此灭绝人性的暴行，决定冒死向盟军提供证据，却利用了自己的太太。他不认同自己的“革命”身份，大声辩解：我不是间谍，我是世界主义者，我是自愿的。”福原优作与林达之是一类人，危险而坚决。
然而，真正的自愿者，其实是苍井优扮演的妻子福原里子。不论她是举报丈夫还是掩护丈夫，她的动机都简单得无可挑剔。为了爱，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庭幸福，里子宁愿走入战争中男人们残酷的竞技场，扮演自己想象中的角色。最终，她被丈夫遗弃了。但她的确曾为“间谍之妻”的身份引以为傲。女性在革命时期的成长史，总是令人如此心痛。
女性觉醒 需自我革命
回归小说，本书中的余令之比福原里子幸运，她早早地觉醒了。她无法忍受父亲在垂老时丧失斗志，也无法忍受丈夫对失子之痛麻木不仁，更无法忍受青梅竹马的恋人以“为了她好”为名毅然斩断情丝，但最无法忍受的仍是二哥达之，将亲情作为筹码博取革命阶段性的胜利。她太失望了，对家庭、对爱情与亲情，甚至是对这个温情尽失的人间，充满困惑。她如一朵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终将窗子打开，迎向了凛冽的寒风。小说临近尾声，令之毫无意外地出走了。这是令之的第一次觉醒。
鲁迅先生说过，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那是不是一个绝望的选择？作为跨越时代的女性，余令之的幸运在于，在出逃之后，她说，我读过书，我可以当女先生，我能养活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在情感上千疮百孔的令之，重新拾起了生活。
我记得，李静睿在播客中曾说过，她在成为母亲之后，内心变得柔软了。她不忍心让失去儿子的余令之再遭受那么多痛苦。革命者汪启舟是令之最后的依靠。但在理想破灭之后，他投河而死。他的死，深深地刺痛了令之。她终于明白，女性的觉醒，只通过出走是不够的。那样只能让自己陷于鲁迅先生所担心的困局。女性要争取思想与意识独立的幸福，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在小说结尾，令之给恩溥写信：“恩溥哥哥，明年我从燕大毕业，却不知归期。也许我会回来，在孜城建学堂，也许我不回，在京城做记者，也许我会去不知何处，做不知何事。”虽然令之信中写满了不知，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内心的笃定。或许，我们也无法成为推动时局的英雄，但我们可以把持自我的内心，哪怕存放一点道德，给予外界一些宽容，世界就会变好。从令之身上，我们看到：女性是坚毅与柔软兼容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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