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夏天，我出生在一个山水依傍的美丽小村。直到以后读到初中，才知道1979年是一道分水岭。可以说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苦日子和一年年变好的生活仍历历在目。

        我的父亲虽然学习优异但因为家里穷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了，凭着聪明劲和踏实肯干，当过村里的蚕桑辅导员，后来到了区里的供销社，但身份还是农民。母亲是地道的农民，分田到户之后，家里田地还是比较多的。

        那时候农村穷,我们家也穷，我们一家人就一间木结构的老房子，跟我叔叔家就隔了一层板壁。一到冬天，四口人就挤在一张床上，家里也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一日三餐不见油荤，冬天的早上每顿都是玉米糊。每逢过年杀过年猪或是谁家结婚办喜酒，那才能大块吃肉。村里有个窑瓦厂，我的父亲带我们自己挖泥、造砖、烧瓦片，硬是在一个冬天，在老房子对面造了一间小屋，给我们兄弟俩住。后来我偶尔跟人家讲，我会烧砖烧瓦片，别人硬是不信。第一次在门前浇了一小块水泥地，我和我哥非常高兴，也学别人家模样捡了碎瓷片在地上嵌上了“1986”四个字。至今这几个字还在，也算家里变迁的一个印证。接着家里开始接上了灯泡，那时候只有15瓦的灯泡都感觉非常明亮。90后、00后的孩子无法想象的事情是，比谁家里的灯泡多，我家有3个灯泡都成为我在学校吹嘘的资本。就着那15支灯泡，坐在家里唯一的四方桌，我父亲教了我人生第一首诗：“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们读的小学，是周边4个村合办的小学，原先的祠堂改造过的，全班都是姓郑的，也就二十几个同学，刚开始一二年级还合着上学。摇摇欲坠的教室，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时常盯着土坯墙越来越大的裂缝，有时候还能钻出壁虎来。老师们只会讲半洋夹土的普通话，数学课上的“已知”我听了好久都以为是“野猪”，很是纳闷怎么教室里面会有野猪。“咚咚咚”，上课的铃声是用一段生铁挂在梧桐树上，由老师敲的，时常有调皮的学生去捣蛋，明明时间没到，就去敲，恨的老师要追上去打。下课时，在满是尘土的操场上，女同学们玩跳绳，男同学老是玩骑马推人的游戏。

        那时候夏天就一双黄色塑料拖鞋，带子断了就用火钳自己烫回来。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推荐我去镇中心校参加书法比赛，鞋拖可能断了或是磨穿了，我就赤脚走路到镇里，晃晃荡荡自己提着墨汁和毛笔，中间有一段砂子路，晒得滚烫，比赛是写李白的《静夜思》，究竟获几等奖倒是忘了，但脚底的痛还记忆深刻。我穿的衣服都是我哥穿剩下的，鞋子也是补了又补，冬天往往是有胶底的布鞋，一到下雪天，结冰的地方一滑就倒，不知摔了多少跤。后来给买了一双少林鞋，不知有多高兴。

        我的父母亲都是非常勤劳的人，从我会记事开始，我们一家人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我的父亲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和母亲一起干农活，然后再去上班，傍晚回到村里又去干农活。我的父亲因为有点文化和技术，除了种粮食外，尝遍了各种经济作物和农副业。先是种桑树养蚕，蚕养大之后每天吃的桑叶量很大，我们兄弟俩也早出晚归，帮忙摘桑叶，我年纪小老是想少摘一点，为此兄弟俩没少吵架。快吐丝的时候，家里铺满了蚕山，看着一个个雪白的蚕茧也是父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开始蚕丝价格高，后来效益不行，我爸琢磨又种起了蘑菇。我们兄弟俩负责给蘑菇喷水，像打气筒一样的手动的喷雾器，我们手都打出血泡出来。我妈负责剪蘑菇，挑到镇上去卖。后来我们家又养过兔子、种过芦笋、种过柑橘、种过黄姜，什么能赚钱就折腾什么。

        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和父母亲的努力，渐渐的，我们家开始好起来了。我爸算是村子里第一个买了28寸的自行车，骑在村里还引起了轰动。后来买了电视机，造了2间两层楼，吃穿都基本不愁了。大概1994年的时候，我读高中，供销社改制了，我爸算是下岗了，他索性自己经营，做点药材生意，虽然辛苦，但在村子里也算是先富起来。那时兴起了摩托车热，我爸也买了一辆春兰125的摩托车，每当“突突突”的声音响起，我们就知道他回来了。家里也把原先的二层楼改造了三层半，如今也是“楼上楼下，电视电话”，样样不缺。

        我的兄弟继承父辈艰苦耐劳的性格，做烧饼、卖油条、贩水产、养对虾，摸爬滚打，一路打拼，也成家立业，造起来了小洋楼。我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在单位上班，衣食无忧，也算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期望。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回想这四十年，我和我们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我们国家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时代缩影，无数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与我们国家前进发展、繁荣富强同呼吸共命运，一同推动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