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记得在豆蔻年华，我做过当兵梦。那时还在念初中，梦想着当个解放军多威武，这可能是孩提时代的人们所羡慕的，我也不例外。记得那时公社的武装部长动员青年报名参军，我瞒着父母偷偷地到武装部报了名，也参加了体检，估计是合格的，但由于名额太少，说是在校读书的应先让给农村青年，因此，未能如愿。我为此事跑到公社武装部长那里提了意见。后来，随着年龄的渐渐增大，而且从初中读到高中，又从高中读到大学，然后走上社会，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开辟了我人生的另一旅程。尽管如此，但我总想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军旅的生活。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机遇。1995年3月，在全国学习孔繁森，支援西藏的热潮中，给了我一个赴藏工作的机会，我想去圆这个“当兵”梦。
3月13日上午，县委召开了全县选派援藏干部工作动员大会。我因有事，没有去参加，叫同单位的郭金勇同志去代替的。会议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个多小时。9点多钟，我当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小郭也开完会回来了。
我问“小郭，上午这个会讲些什么内容呀？”
小郭说：“叫大家支援西藏去。”郭金勇呆了一下，突然说：“唉！朱老师，你可以去呀！我看你的条件很符合领导讲的和宣传提提纲中所规定的要求呀！”我那时在县党史研究室工作。郭金勇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年纪比我少十多岁。他比我早一年进县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小郭很讲礼貌，一直叫我老师，现在还是这样叫着。
接着，郭金勇将这次会议的要点对我讲了。说这次援藏时间三年，浙江共45个名额，台州3人，3个职位——那曲地区嘉黎县常务副县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台州准备在全市九个县、市、区的党政干部中粼选。自愿报名，组织推荐，层层审核，最后由省委和省委组织部确定人选。
听了小郭这些介绍后，我又问道：“有文件吗？”
郭金勇说：“有个宣传提纲，在县委办公室。”
于是，我来到了县委办公室，是张金星副主任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因党史研究室与县委办公室是同一个党支部的，工作联系也很多，所以，我与他们都很熟悉。张金星副主任听说我要这份宣传提纲，立即就找了一份给我。
这份《选派干部援藏宣传提纲》是县委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的精神拟定的。讲了这次援藏的重要意义、任务、条件和要求以及具体政策规定。我从这份宣传提纲中知道，这次援藏工作是根据去年底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进行的。中央指出：“对比较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有意识地选派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和岗位去工作，或者派他们去从事那些难度较大、突击性强的工作。”对于提纲中说的那些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学历条件、年龄条件，我都是具备的。至于是否优秀，那是由组织说了算。于是，我决定报名。
看完提纲后，我到张金星副主任处要了一份表格。
这时，县文联的华友国同志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华友国看到我就说：“朱士新，大家都在报名到西藏去，你去不去报名。”
华友国跟我是老朋友了，别看他眼睛小的出奇，只有一条眼缝，但才气十足，歌词写的很好，名气也很大。因为都算得上是文人，大家都无话不谈，也正常开玩笑。我有意逗他，装作很严肃的样子说道：“要去你去，我是不想去的。”
华友国也在有意激我：“你去报名，我就去报名，你不去报名，我也不去报名。”
“当真？”我进一步激他。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真！”华友国真的上当了。
看到他这副信誓耽耽的样子，我心里美滋滋的，顺手往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给他看。他对我大骂了一句：“狗日的，你在骗我！”说着，我们都笑了起来。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对西藏不很了解。都说那里海拔高，缺氧严重，我们这些生活在低海拔的人到那里后，一般都吃不消。弄的不好，还要死人的。我亲耳听到，我们这里有一少妇因要到拉萨去看她在那里做生意的老公，因在路上患了感冒，过不了唐古拉山口，死在了青藏公路上。这件事，仙居许多人都知道。有人退却，也是难免的。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想，西藏也有几百万人生活在那里呀。再说，我们这里到西藏做生意许多人也还不是好好的嘛！我心里在想，别人行，我一定能行。我当时就坚信自己。
但这一切，我还没有跟家人讲，妻子当然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妻子突然问道：“听说你们机关干部都在报名援藏去，你报了没有？”
我有意不告诉她，想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就说道：“没有，谁去呀，太苦了。”
你看妻子当时怎说：“胆小鬼，连华友国都报名了，真没有出息。”
华友国是一位十分厚实的家伙。上午一回到家，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还说了她一趟，说这样大的事情，事先为什么不跟她商量。华的妻子与我爱人是同一个单位的，都是绣花女。华妻在中午时就知道了这件事，下午就跟我的妻子说了，问我的妻子，我有没有去报名？所以，妻子一回到家就问起这件事。我不知道妻子说我“胆小鬼”、“没出息”是出于什么考虑。直到后来，组织上已经确定我去援藏了，当我将组织上的决定告诉她的时候，她哭的像个泪人似的。我这才知道，我去报名，妻子是支持的，但一旦真的让我去援藏了，她确实是不忍心的。从这里，我看出了妻子那种矛盾着的心理。但我呢？却不这样想，既然报了名去援藏，就已经是下定了决心的，那种违心的勾当，我是做不出来的。
就说那天下午我到组织部去交表格吧。报名的人确实很多，最终统计是185人。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还生怕组织看不到我呢！
接待我的是组织科陈杨科长。我问他：“这么多人来报名，有我的份吗？”
陈杨科长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只要你朱士新有这个决心，我们一定帮助尽力推荐。”
听了陈杨这句话，我也恳切地说：“别人来报名，可能是凑热闹的，我是动真的，既然来报名了，我就是想去的。”
后来，经过组织部提名，县委决定，真的将我往上一级推荐了。当时和我一起推荐到市里的还有县外事办主任泮国仁，安岭乡党委委员张泽林。泮报的是嘉黎县常务副县长一职，张是嘉黎县乡镇企业局局长一职，我是嘉黎县政府办主任一职。
（二）
从此以后，“嘉黎”这个从没有引起我重视的地方，开始关注了起来。我先找到了一本地图册，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上找到了在东北角有个叫“嘉黎”的地方，在藏北高原，属那曲地区。接着，我还找了一些关于嘉黎县的情况介绍，藏语中“嘉黎”的意思为“神山”，平均海拔4400米左右。由于那时没有电脑之类的东西，找点资料也不方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从此，嘉黎的意思为“神山”，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一生中永恒的记忆。
接下来，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传过来。每一个消息都将我往前推进了一步，似乎是那么的顺利。我的心情在兴奋之余，也不断地增多了几分沉重。
3月20日下午3时左右，县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徐海亮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接台州市委组织部的通知，叫我和泮国仁、张泽林三人于明天早上5时40分到县政府大院集中，去台州医院参加体检。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妻子感到突然，说：“你不是说没有报名吗？去体检干什么呀？”
我笑着说：“我是骗你的，其实，我那天已经报名了。想试试你对我去援藏的看法。”
妻子自知那天对我说的话重了，同时，也感到委曲。埋怨我这么大的事情不与她商量。只有9岁的儿子不知天高地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叫起来：“爸爸要去西藏罗！我也要去，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我笑着跟儿子说：“你别高兴的太早，爸爸到底去不去，现在还不知道呢？就是去了，你也不能带你去的呀！你还要上学呢！”
儿子不高兴，妻子也有点不高兴。儿子不高兴是因为我说不带他去。妻子呢，当然有另外的想法啦。
转天早上，我与泮、张三人在组织部同志的带队下到了台州医院参加体检。那年，我才39岁，农家出身，个子虽然不高，一付瘦小的身材，但身子骨还是很硬朗的，也没得过什么病。自己心想，身体应该没有问题的。体检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全市43名报名参加体检的人有16人合格，我当然在16人之内了。
体检的那天中午，市委组织部杨光华副部长与我们一起吃饭。杨副部长是我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大学本科毕业，1984年干部“四化”时走上领导岗位的。他看到我参加了援藏选拔体检，很高兴，问我：“朱士新，如果你体检通过，将你推荐去援藏，你有想法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杨老师，只要组织上推荐我，学生肯定义无反顾。”
杨副部长说：“你的态度很好，我们会慎重考虑的。你回去做好两种思想准备。”
下午，我刚回到办公室。《台州日报》社的记者卢春扬就打来了电话，说是上午体检时找不到我，因为只知道我的姓名，没有见过我的人，名与人对不上号，现在要电话采访我。她问的问题大多是一些对援藏的看法、感想之类的东西。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是：万一选我去，还有没有思想顾虑。说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肯定没有问题。”她也笑了起来。
没几天，她在3月25日的《台州日报》《好男儿志在四方——报名参加援藏干部访谈录》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3月21日下午3时半，记者拨通了仙居党史办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巧是记者想找的党史办副主任朱士新同志，。当记者向他说明了采访的意图。电话那头传来了爽朗的笑声，听得出他对这次援藏工作是充满信心的，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之间应该互相支援，中央号召支援西藏，作为一名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今天我已参加了体检，如果身体合格，组织上能信任我的话，那么，我将义无反顾地赴藏。’……”
3月25日上午，组织部徐海亮科长又打来电话，说是陈杨副部长要找我谈话。陈扬是不久前当上副部长的。我来到陈扬副部长的办公室，他十分客气地跟我说：“士新，县委领导看到你的决心那么大，都在极力地推荐你。胡斯求书记打电话给市里，要求作为第一人选将你推荐上去。刚才，市委组织部打来电话，告诉县里，市里决定将你作为嘉黎县政府办主任职位第一人选推荐到省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改变的。请你做好准备。今天找你来，想再一次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3月26日，《台州日报》公布了台州推荐到省里的6名初选人名单。省里要求各地按1：2的名额上报的，我被排在嘉黎县政府办主任第一人选。紧接着，台州广播电台、台州电视台都报道了这则消息。人们都说，我一下子成了台州和仙居的新闻人物。
一时间，朋友啊，亲戚啊，同事啊，都打来电话询问。还有的在西藏做生意的仙居人家属也打来电话给我咨询。
不过，最热心的还是我的儿子。自从他知道我报名援藏的那一天起。每天回家都要问我：“爸爸，你今天过了哪一关？”每当我告诉他后，他一回到学校就向他的同学和老师们作了“新闻发布”。他当时在仙居安州小学就读，所以，社会上最早知道我报名援藏和推荐进展情况的就是这里了。
当年，援藏是一件新鲜事儿，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因此，关注的程度不亚于一些轰动性的新闻。因为我平时很少在电视镜头上露面，再说就是露过几次面，因为是小人物，人家也就一过而忘。但这次不一样，我在电视镜头露过一次，大家就忘不了。当我走在街上，一些陌生人也过来打招呼，问这问那，总离不开涉及西藏的话题。
在一次，我到商店里买东西，一位从未照面的营业员对我特别客气，像老熟人似的。我说：“你认识我？”
她笑着说：“谁不认识你呀？援藏的，在电视上多次看到你，就认识了。”
从这件事中，尽管有许多人是觉得好奇，但我看到了人们对西藏的关注和关心。同时，也反映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心和厚爱。
（三）
4月19日上午，台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李勃同志打电话给我，明确地告诉我，省里援藏的最后确定的名单下来了，台州三个人分别是玉环县广播电视局局长许爱萍，临海市东阳镇常务副镇长周孟德，还有我。并说已经通知了仙居县委组织部，组织上很快就会找我谈话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头好像落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毕竟前后一个多月的筛选，这件事一直挂在我的心头，去也好，不去也好，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当然，组织上决定我去了，那种既高兴又沉重的矛盾心理也就不言而喻了。高兴的是我能去。我毕竟在这百人、千人挑一中挑到了我，至少我还在组织的视野里，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沉重的是，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一个只有九岁的儿子，以后由妻子一人撑着这个家也够辛苦的。离家万里之遥，万一家里出了一点什么事情，我是帮不上忙的，而且，还会带来生活和情感上的许多牵挂。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没有说过后悔之类的话。当领导拿孔繁新事迹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时候，我的回答，让领导看到了我那坚定的决心和信心。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强身锻炼。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爬山去，一直坚持近一个月时间。
自从省里最后的决定下来后，我确实很忙，又要接受多位领导的谈心，也要安排家里的一些杂事，还要接待亲朋好友的来访和祝贺。
县委胡斯求同志找我谈话。县长应一民同志也要找我谈话。5月10日早上，陈杨副部长打电话给我说：“士新，应县长说还不认识你，说上午要见见你，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应一民县长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获美国工商硕士学位，是当时中国第一位硕士县长，中国政界的新闻人物。他是一位很随和的人，在当地很有威望。
我于上班前早几分钟就到了应一民县长的办公室。应县长还没有到。县府办同志帮我先打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前脚进去，应县长后脚就进来了，问道：“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应县长，我是朱士新，听说你找我。”
应一民县长立即客气地说：“对不起，朱士新，我们天天大门进大门出，你的人与你的名，我对不上。原来就是你呀。抱歉！”说着，马上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还语重心长对我说了一些知心话。并希望我家里有什么困难跟他如实说，他尽力帮助我解决。我去西藏工作后，他还真的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家庭困难问题。
客人到家来访，家里当然也就热闹了起来。当时，我还住在县委党校的宿舍里。宿舍与办公场所是在一起的，面积只有30多个平米。家里人来人往，真是让人有点难以招仗。儿子喜欢看热闹。客人来了，他总是高兴不已，还时常向客人们介绍爸爸怎么怎么了不起。爸爸去西藏后，怎么好好读书，怎么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说的客人们捧腹大笑。
在我赴藏前的一个晚上，好友朱寿龙来了。寿龙是我的同乡，初中时的同学，比我高一届，同在寺前公社（现为白塔镇辖内的一个村）初中读书。当年，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质彬彬，诗写的很好。他对我说：“士新啊！我们文人嘛，就用文人的形式来送你，你去西藏工作很辛苦，我送你一首诗，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让我们共勉吧！”说着，他将诗稿递到我的手中。我打开一看，题目是《送士新同乡赴藏任职》，诗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黄鸟翩翩绿满天，青风送友上高原。
江南日暖钟灵气，藏北雪寒壮胆肝。
报国甘餐那曲水，爱家常忆西罨泉。
送君别惊千里外，遥望祥云绕雪山。
看了他的赠诗，我感慨万千，这不是所有乡里乡亲们对我的期望和预祝吗？后来，我就将这首诗带到了西藏，放在自己的案头上，经常看看读读，倍感亲切。
5月15日早上，我没有继续去爬山，而是骑上自行车绕城转了一大圈，细心地看着县城的每一条街，每一幢高高的房子。我想，将这些留在自己的记忆中，等我在西藏工作三年回来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前些天，母亲与我说了这么一个道理，她老人家说：“儿子，你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会不会有水土不服。听老人们说，如果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就在水里放一些家乡的黄土，喝下去就没事了。”母亲也是听说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既然母亲说了，我就照办。因此，我在绕城之余，还到南峰山脚下，装了一包黄土带回家。我想将这一包黄土带上雪域高原。一是按照母亲的话去做，看看是否灵验。二是代表着我那种与生俱来的乡情。
5月15日下午4时半。县委、县政府还专门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套班子在家的领导都来了。平时，由于工作关系，都没有很好地与这些领导座到过一起。今天，为了我一人去援藏，还举行这么隆重的欢送会，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与会领导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什么我去援藏是仙居人民的光荣，是仙居人民的骄傲，并预祝我好好工作呀，注意身体哪，多联系勾通啦，凯旋而归呀，等等。说的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欢送会结束后，领导们还与我一起合影留念。几位领导硬拉着将我安排在前排正中央，县委和县政府及其他的领导坐在我的两边。我真成了一个宝贝，很不自在。
晚上，县里还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晚宴。放在县政府招待所的二楼大厅里，县里许多领导干部都来了。我被安排在与县主要领导同桌。
席间，应一民县长突然站起来对着在座的人，大声说道：“同志们，我提议，请大家起立，热烈欢送朱士新同志赴藏工作。”
全场起立，我被一阵热烈的掌声包围着，真有点不知所措，心情无比激动。
接着，应县长还叫我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一时被他给弄懵住了，不知对大家说什么才好。不一会，我缓过神来，对着大家说：“各位领导，同志们，感谢领导和组织对我的信任，赴藏工作很光荣，也很艰苦。但我不会给仙居人民丢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在这里事先邀请大家到我工作的地方去看看。我将作为那里的主人，欢迎你们的到来。”
回到家里，许多亲戚朋友都过来了，一批接着一批。当我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已经是深夜12时多了。这一个晚上，我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渡过的，到了很晚才睡。
上床后，我想吩咐妻子几句。话一起口，妻子就掉下了眼泪。接下来，我什么话都不想说，就默默地躺着。此时的心情确实是沉重的。我想了很多很多，但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那种复杂的心情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妻子是农民出身，也没有念过多少书，一些好听的安慰话也讲不了几句。此时此刻，她只知道在我的面前掉泪。我在家的时候，她有人依靠。我远离开她，她肯定是有苦难言的。平时，她的话也不少。但此时却一下子变的少言寡语了。我想，她心情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比我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