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30日早上9时30分，我们到嘉黎县工作的七位同志（小戴留在那曲医院继续治疗）乘上前来迎接的三辆吉普车，与那曲告别。
去嘉黎县的路高低不平，与青藏公路相比，那真是两个关于路的完全不同的概念。说它是路，确实也有点路的痕迹，比起周围的荒原来，它毕竟有车开过，有人走过。说它不是路，它真的没有经过认真修理过。只不过是高原较为平坦，修路时给那些坑坑弯弯的地方填上一些土，给几个高高圪圪的地方挖的平一点而已，车子走的时间多了就成了一条路的痕迹。这里又由于气候干燥，一路上，尘土飞扬，汽车像是在沙漠里奔驰。
嘉黎县在那曲的东南角，唐古拉山与念青唐古拉山之间。我们走过一片荒原以后，到达了一个叫阿依拉山的地方。它是那曲县与嘉黎县的交界处。阿依拉山属念青唐古拉山山系，山口海拔比较高，约有5000多米。穿过阿依拉山就到了嘉黎县境内。
出山口，再走几十公里下坡路，我们来到了嘉黎县境内的第一个乡所在地，叫林堤乡。此时，已经过了中午12时，迎接的同志安排我们在这里就餐。
林堤乡并不大，大约只有十来户人家。乡政府只有一排房子，七间平房。房子前面围着一个大天井，至少有1000多平方米，堆着一些烧火用的牛粪疙瘩。当地同志将我们领进乡长住的房间。房间的中间放着一个大铁皮牛粪炉子。
牛粪炉子的旁边放着几张橱子状的茶几。茶几上已经放满了风干牛肉和酥油茶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方便面。乡长和乡里的同志正在忙碌着为我们准备其他吃的东西。此时，我们的肚子里已经空了，坐下后，先从乡长手里接过一碗酥油茶喝了下去。这时的酥油茶比起在桑雄时喝的又有了新的感觉，更香了一些。乡里的同志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不习惯，还给我们准备了许多的方便面。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一碗方便面。
出林堤乡，再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荒原后，我们来到了厦玛乡。这里是十一世班禅的出生地。不过，那个时候，十世班禅灵童还没有最后选定。我们仅仅知道在十世班禅候选灵童中，有一个就在这里出生的。因此，听到厦玛这个地名时，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厦玛乡所在地比林堤要大一些，房子也多一些，但风格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没有在这里安排休息，所以瞟了一眼就过去了。
从厦玛乡到县城还有70公里路，我们进入了一条狭长的峡谷地带，它是一条叫易贡藏布河的上游。峡谷比较长，车子在河流的两边穿来穿去。公路穿过河流的地方，没有一座桥梁，车子只是在找一些浅滩的地方通过。此时，由于雪山上的冰雪融化，河水也涨了起来。不过，河水还不是很大，车子还能过去。有几处水比较深的地方，就先由一辆车前去探路，路探好后，后面的车子跟着那辆车通过的地方再摸索前进。记得我们车队在全部通过一个河谷的时候，有一辆车轮胎出了问题。听当地同志说，这里离嘉黎县城不到40公里了。在这里，司机停下来更换轮胎，同行的几辆也停下来等着。此时，头上拉过来一片乌云，天开始阴暗下来，突然间，一阵狂风过去，老天爷搬来了一大堆冰雹，从我们的头顶上投了下来。
我们在进藏前就已经听人介绍过，藏北的气候十分恶劣，像是六月的天，孩子的面，说变就变。早晨，我们从那曲出发时，天气十分静朗，没有一点要下雨下雪的迹象。一路上，确确实实是晴天白日，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会下冰雹。可是，冰雹还是下来了。冰雹将刚才暖融融的天气一下子收了回去，气温骤然下降。我们这些只穿三件普通衣服的，顿觉寒冷难挡。大家都钻进了车子，将车门关的严严实实的。车背和挡风玻璃像是在撒石子，叮当作响。没过几分钟，冰雹却突然停了，天上又露出太阳的笑脸，可大地却是白芒芒的一大片，足有十多公分厚。但面积并不大，只有几个平方公里。
我感叹了一声，“啊呀！这天真会捉弄人。这不下，那不下，偏偏下在我们的头顶上。早不下，迟不下，偏偏下在我们修车的时候。”也许是我们这些沿海去的人没有见过这种世面，老天首先给你表演了一个节目吧，让你见识一下这藏北高原的芦山真面目。
冰雹停了，车子也修好了。我们继续上路，于下午6时多一点，到了这个我们曾经在几个月前就给予了关注的地方——嘉黎。
（二）
嘉黎藏语意为“神山”。民国初年，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此设宗。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成立了黎嘉宗解放委员会。1959年，民主改革时期改为嘉黎县，由林芝专署管辖。1964年6月划归那曲地区管辖至今。嘉黎县属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结合地带的高原山区，念青唐古拉山山脉贯穿全境。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主要山脉有阿依拉山、鲁贡拉山、杰拉山、岗巴拉山、楚拉山、崩希拉山等。全县平均海拔4400米左右。全县地域面积１３２３８平方公里，总人口近２.3万。
自从3月份报名援藏开始，我就时刻搜集和注意有关嘉黎的一些资料和信息，给我留下了不少的假设和悬念。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当我见到嘉黎县的时候，觉得从前的想像和假设有失偏颇。
据县上的同志介绍，现在的嘉黎县城是1989年从东面的达玛迁移过来的新址。这里原先没有村庄，没有老百姓住过和留下的房子，当然也就没有古老的建筑，新县城什么都是新的。县城东面2公里地就是阿扎乡的所在地，据说现在已经改为阿扎镇。县城就在阿扎镇。新县城海拔4488.6米，建在一个在峡谷谷地上。谷地比较狭长，也比较平坦，东西长约有5公里，南北宽约有1公里多，面积也有五、六个平方公里吧。这里几乎四面环山，城南有一条河流自西往东缓缓流淌，河水清澈见底，河边长满了灌木丛。我们到的时候，这些灌木丛还没有穿上绿装，光秃秃的枝枝叉叉还在与严寒斗争着，显得有几分憔悴，也有几分坚强。地上的草还是枯黄的，春天似乎离这里还有一点距离。后山不高，山上长着一些灌木丛和矮柏。只有矮柏还郁郁葱葱的，唯一能给这县城保留着一点生机。
县城前面是一座高山，据说海拔在6000米以上，山顶上有一堆上万平方米的白白冰雪，终年不化。我们在藏工作生活三年，从没有看到这堆冰雪融化过，冬到春来，夏去秋至，那块冰雪就是这么大，从未改变过。迎面的白雪抬头可见，似乎就像一位时间老人在见证着嘉黎的历史，天天直面着嘉黎县城的变化。城西4公里地有一神湖叫阿扎湖，从县城看去能见到她的清澈和美丽。那时湖边的山上也留着一些冰雪，山下也有一些矮柏生长着，白雪绿荫倒映在湖中，美不胜收。所以，有人将嘉黎县比作是“藏北的江南”，也有几分道理。
自从我们到拉萨那天起，看到那山上尽是一些不毛之地，我曾为看不到江南的绿色而苦恼不已。到了那曲，这种苦恼又增添了几分。因为在那曲，总觉得绿色与这世界已经无缘。来到嘉黎，看到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能看到一些绿色的东西，当然是很欣慰的事情。说实在的，冬春季节的藏北高原能看到这绿色的世界，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地高兴。我原来那种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时开始，我就渐渐地开始认识这块土地，琢磨这块土地，继而慢慢地爱上了这块土地。
县城不大，但是，因为是新建的，房子排列并不显得零乱。中间的人民路是嘉黎县城唯一一条有“街”涵义的道路。人民路两边建有上百幢房子。都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县城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其功能并不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邮局、人民武装、市场、饭店……一应俱全。
县政府建在人民路中间地带的北面，座北朝南。大门大大的，比较气派，但由于几年的风霜雨雪，冰冻侵害，已经成了一付破旧的样子，几块大招牌已经破烂不堪，有几处连字迹都麻糊了。县政府机关大楼是一座混凝土单列式结构的两层楼房，共11间，东面是县委、县人大及其组成单位的办公用房，西面是县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办公用房。办公大楼是有围墙的，围墙内场地没有整理，还是原来的草坪，进出口却没有了门，可以随便出入。
县政府办公大楼后面就是我们机关人员的宿舍，十来幢房子，排列的也很整齐，每幢房子都围着一个天井。这里的建筑虽然简朴，但它类似于内地排屋的风格，一幢幢排列有致的平房和单列式的房间，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江南农村简朴的平房式建筑。所不同的是这里房子没有一片瓦，也没有一块用泥土烧制的砖。墙是用混凝土预制砖砌成的，房顶上盖着的是铁皮细垄瓦，大概是为了防止冰冻和厚雪的重压吧。
这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这些有思想准备的援藏干部，面对这些，面对这里环境，感到既苦又甜，毕竟这里的人，这里的藏族同胞对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希望我们与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共同为这里的老百姓脱贫致富而贡献力量。
（三）
由于在路上时间有些担搁，县里原来安排迎接我们的人被一阵冰雨打回了老家。我们在司机的带领下，直接来到了事先安排好的住所。
我和周孟德住在一起，被安排在县政府大楼后面第三排东角的一套房子里。我们住的房子是两间套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中间有一条约50公分宽的混凝土小道，房门开在西厢房。东厢房是我们两人就寝的地方，铺着木地板，两张床铺东西向相，靠北放着一只书柜子，靠南的大玻璃窗下放着一张两眼写字桌。西厢房是作客厅用的，也放着一张两眼写字桌，两把布制沙发，一座铁皮炉子。铁皮炉子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对着门口，进门即见。客厅后面是储藏室，地方很小，只有四、五个平方米，已经放着一堆柴禾。因嘉黎县的东面70多公里处还有一片原始森林，长的大多是柏木。这些柏木由于生长期长，老的很，也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有的当地人就将它当作柴薪烧火。县里人知道我们这些人不会烧牛粪，就事先给我们准备了这些柴禾。
整个套间大约有四十多平方米，我与周孟德两人在这里整整住了三个年头。
此时，我们都已经觉得有点疲惫，一到住所就想休息一会儿。放下行李后，我和周孟德就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那个时候，真想喝点开水，但房间里并没有开水，水桶里也没有水可烧。正在犯愁时，一位年轻的汉族青年挑着两桶水进来了，紧跟着的是一位藏族姑娘。
那位年轻的汉族青年放下水桶后就走了，因为他还要给其他几位同志挑水去。后来知道，他就是政府办公室的张宗琼。父亲也是当年进藏解放军留下来当地方干部的，他也是接父亲的班招工到这里工作的。那年，他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一个人有那里工作。
藏族姑娘进门也没有说话，有点像这里的主人一样自如。一进来就直奔储藏室抱来柴禾，点着炉子，为我们烧起开水来。
看她这么腼腆，我们也不知道她能否听懂汉语，就试着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原来，她还能说几句汉语，回答道：“我叫格桑，是政府办的。”
听到格桑的回答，我和周孟德高兴了起来。周孟德指着我笑着说：“他就是你们的主任，快认识一下，以后让他多多关照你。”
格桑红着脸偷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懂周孟德说的话？她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似的。我对她说道：“他说的没错，我是政府办主任。这位是乡镇企业局周局长。”
我们总想挑起一些话柄，但格桑还是沉默的多，低着头一味烧火。回答的也只是一些“哦——！”“洋洋——！”后来才知道，她真的不会说更多的汉话。不一会，水烧开了。格桑示意我们将杯子拿过来，她给我们倒开水。倒完开水，她就走了。走的时候，看上去十分的胆怯，也没有与我们打招呼。从格桑的言行举至中，我看到了这里人民是那么的厚实。
火烧开了，房子也比刚进来时暖和多了。喝了几口开水，我和周孟德分别用热水擦了一把脸，精神也慢慢地缓过来了。这时，索朗旺堆过来叫我们到食堂里吃饭去。食堂在县政府的对面，离我们的住所大约有五十多米路。食堂很小，只有两间房子，一位厨师，两张桌子。厨师是四川人，叫李振华，年纪四十多一点，政府办职工，性质跟张宗琼一样。四川人只会烧川菜，听说我们浙江来的人不会吃辣，他就很少放辣椒。我们知道四川人不放辣椒是做不好菜的。但在那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将就一点吧。
这一餐饭，县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来陪我们。看到桌子上那些菜，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尽是一些卤菜，猪蹄呀，鸡爪子呀，羊肉呀，菜里面都有辣椒、花辣之类的东西。唯独那道虫草鸡是清蒸的，那道青炒小白菜没有放辣椒，我们还可以下口，其他的菜要么辣，要么硬，也没有多少味道。
那个时候，酒是不敢多喝的，如果喝了酒，生怕心跳加快，又出现缺氧现象。尽管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几种酒，但我们只表示了一下，没有多喝。倒是当地人，他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将气氛搞得十分的热闹。
唱歌喝酒是藏族人待客的一种特有方式。我们可以从这种方式中看到藏乡人的热情和友好。藏乡人唱歌喝酒十分讲究仪式，也很诚恳。当他们要敬你酒的时候，双手端着斟满酒的酒杯站到你的面前，唱着祝酒歌或任意挑一首祝福之类的歌。唱完歌后，他就弯着腰将酒杯递给你，你必须将酒杯接过来，接过来后你就的喝下这一杯酒。
当时，我们本不想喝酒，但让他们这样一搞，你就不得不喝了这一杯。西藏人用的白酒一般都是四川沱牌酒，最高档的叫水晶沱牌，当地价格是120元一瓶。我们这次喝的就是水晶沱牌。一杯水晶沱牌下了肚，心跳马上加快了，对于下面的敬洒，我们只好谢绝。在这样的场合里，索朗旺堆的表现是最活跃的。他歌唱的也好，酒也能喝。那个晚上，他就成了这一桌人的“节目主持人”。
（四）
吃了晚饭回来后，我想到邮局给家里打个电话，那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嘉黎县的电话比那曲还难打，我们找到邮局打了一会儿，就是没有办法打出去。打不通电话，我深感无奈，准备明天再打。
回到住所，不一会，石娃过来了。他知道我们刚到这里，肯定有所不适。石娃问我与周孟德都有哪些不舒服，我和周孟德都说头有点疼。他马上从口袋里拿出几片藏药叫我们吃下。这几片藏药还真的管用，我们吃下后，不一会儿，头就不疼了。
石娃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我的直接下级。我们没有去前，他是县政府办的主任，因为我们要去，他服从组织决定，从主任退到副主任的位置。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这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但他们却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失落感。我在藏三年，石娃与我工作配合的很好，愿意做我的副手。还有县委办主任白玛占堆，乡镇企业局局长土珠等，都和石娃一样，从正职退到副职的位置，同样也很好地配合了我们援藏干部的工作。我想，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高风亮节吧。
石娃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有点黑，每天戴着一领遮阳帽。他谈吐随和，聊起天来，也能吹几下。晚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县里领导在，他没有多说。但一到我的房间后，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与我们没有一点陌生感。当然，周孟德也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海阔天空地吹了起来，一直聊到深夜12时左右石娃才离开。交谈中，我从石娃的口中了解到了不少嘉黎县的事情，也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县政府办公室的事情。
一天的风尘扑扑，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泥巴，本应梳洗一下，但此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县城里根本就没有浴室之类的地方。再说，这里的昼夜温差很大，此时在房间里洗澡实在太冷了，没办法洗。我们只有忍着，掸一掸身上的灰尘，钻到被窝里去了。床铺是新的，被子也是新的，上下都有棉絮，我自己从家里还带了一床被子，叠在一起，不冷。
这里的气候确实比那曲要好一点。也许是一整天的奔波，身体累了，或许也正是这里的空气中含氧量高一点，更或许是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心放下了一点。那个晚上真的睡了一个安稳觉。说真的，从跨上青藏高原那一天起，我是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的。一个多星期没有睡好觉，人的精神是很难振作起来的。到这里后，能睡上第一个安稳觉，那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它首先让我们有一个到了新家的感觉。
也许我们的身体没有将时差关系调整过来，早上七时就醒了过来。那里的早上七点钟只相当于我们浙江的5时左右，在老家5时是很少有人起床的。清早的高原，还蒙胧一片，天空中繁星点点。我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找不到可打电话的地方。据说，虽然这里开通了200门程控电话，但是能直接拔长途的只有书记和县长家里那两门。此时，邮局还没有上班。我等待着时间快点过去，上班时间可到邮局去打，但时间总是那么慢吞吞的，好像就跟我过不去似的。
我披上一件军大衣走出房间，房外是一片寂静，晨风从我的身边掠过，冷溲溲的。我在房子后面的山脚下徒步，一边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一边在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总算等到了9点半——这里的上班时间。邮局的门开了，我作为第一个顾客，来到了只有一门话机的公用电话室。说是直拨电话，但我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拨出去的都是盲音。尽管我心急如焚，但又有什么用呢？问邮局同志，电报要几天能到达。回答是两天左右。没有办法，我只好要了一张电报纸，给家里拍了个电报，报了个平安，暂时放下了我那颗悬着的心。
如此的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使我忧心。后经了解，程控电话确实存在，但是没有与全国联网，只能在县内程控。当年，这里还没有铺设光揽，长途是靠通讯卫星传输的，一个县同时只能使用四门话机，多门连用时还要受间线的影响，打通电话当然就难了。我们这些人在原来的单位用惯了程控电话，到这里后，是这么一个通讯条件，确实有点别扭。
所有这些，就是我对嘉黎的第一印象。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比较强的人，农村出身，本没有经历过高贵的生活，从小的吃苦耐劳，造就了我适应艰苦环境的素质和能力。因此，面对这一切，我能正确面对，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