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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话当年

   我年轻时家境贫困。15岁父亲去世,母亲相继而亡,真是雪上加霜。1940年春,我17岁,经亲戚介绍到温岭县(现为温岭市)地政处找工作。我拿着介绍信求见主任吴树瑯(仙居城关人,很和气)。他看过信,问了许多话,我一一回答,他很满意,态度更好,立即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到绘算组报到,职称是练习生,三个月后为练习员,再过一年半,成为正式绘算员。

  机会好上加好。当时县政府为了提高青年职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决定在县府大会堂开办补习夜校。教师由县府的秘书和社会名人担任,我也参加了学习。由于教师认真教,学员用心学,收效非常大,特别对我今后投笔从戎有很大影响。

  1944年初夏,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出国印度。县府非常重视。我决定也去参加,于是写上辞职书给吴主任,他觉得很意外。他对我说:“四年来,你工作很好,我不是决定把你保送到测绘训练班去学习吗?怎么你要去当兵,太可惜了,抗战、建国一样重要。”我明知他是好意,对我有“栽培之心”,但我抗日杀敌决心已定,并说:“抗战比建国重要,你记得吗?几年前日本飞机轰炸温岭县城,烧掉一条大街,我们能安心办公吗?只有先打退敌人,国家才有希望。再说,像我这样身强力壮的青年,在国难当前之时,不去当兵,贪生怕死,还象个男子汉吗?”吴主任听了,知道我参军心切,决心已定,就不再劝阻,在我的辞职书上签了字。他还嘱咐我一句:“军队不比机关,要严格遵守军纪”。

  我和地政处有个叫陈雪珍的女同事及她的一个高中同学、加上温岭师范两个男同学共5人都报了名。

  出门前一天晚上,县府设宴饯行。上路那天上午,我们穿上绿军装,县府领导、各机关单位全体职工及学校师生几千人,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欢送我们。这是政府给我们的光荣!我当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决心此去就算要为国捐躯也万死不辞。

  我们五个人在临黄师管区报到,后来各地又来13人。在待命之时,我哥哥来了,我俩悲喜交集。此次远征异国他乡,生死难卜,说不定这是最后一面,他哭了,我忍住不哭,并安慰他说:“我会回来的”,兄弟俩依依不舍分别了。

  临黄师管区派员把我们送到江西上饶东南战区长官部报了名,再由长官部转送军政部教导第五团,经体检、考核后,名为学兵。我编入二营四连一班,开始军训。从这时候起,开始了军队生活。出发前一天,部里来电,女兵不参加远征,长官部另有任用。

  当年六月的一天,我们教五团官兵1600多名,浩浩荡荡向柳州进发,一路走走停停,七月间队伍到赣州潭口就停下来不走,一停个半月,这是为什么?问上级回答不知道,学兵们人心惶惶,有的背后说:“不去远征,送我们回家”。

  一天,全团集合,少将团长敖建畴向全团官兵宣布:我们教五团,远征印度暂停,学兵们都给出路:1、保送上大学;2、考陆军军官学校;3、考警官学校;4、去青年军当班长。不过当前有项重要任务,是阻击日军向我进犯。全团各营都有任务,明天出发。全团官兵都到瑞金西岗去领枪支弹药,我们二营在会昌,我连守筠门岭。

  1945年二月中旬,我们团任务完成,全团到瑞金集中,敖团长宣布命令,对大家说,今接军政部命令,教导第五团从传达命令之日起,番号撤销;学兵仍按原来宣布的四条出路。按各学兵文化程度和本人意愿,团里已向各方面征求了解,基本可以办到,由各营自行宣读,告知学兵。考取军官学校的学兵名单已到团部,马上可以宣布。和我一起来的在温岭县的江新梅到西北大学读书,我还是要求继续上学校,因此被分到军校三分校。全团学兵皆大欢喜。

  第二天,我们录取军校的同学到西岗报到,分校主任是柏天民。我们教五团的学生和入伍生团的学生合拼为一个大队(步科)。驻地离校部两三里路,在马路边旁的一个小村上,二层楼房,很简陋。学生500多名,分成五个中队。编队后马上是甄别考试,一切就绪才开课。

  课程设文化课与军事课,份量不重,从此,我们生活安定,一天吃三餐。不过纪律很严,感觉仍为新兵。

  1945年8月15日,早晨传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啊!我们胜利啦!”同学们欢欣鼓舞、笑逐颜开。我们学校几天不上课。大家谈论着,今后怎么办?

  一天,校部来电通知我们步兵大队去领枪支弹药,做什么?抗战胜利了还打仗?原来是带枪训练。每天早起晚睡,练兵打仗。做什么用?教官对大家说有大用场。

  八月下旬的一天,全大队集合,校部来人宣布:你们大队师生奉命到杭州收缴日军武器,不日起程。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跳呀,笑呀,非常高兴。

  九月底,秋老虎的天气非常晴旱,确实难熬。我们冒着酷暑日夜兼程,从黄狮渡到鹰潭72公里,早晨三点钟走到第二天四点钟,有些学生累得只得躺在路旁等着校部的两辆汽车收容。听说是因任务紧迫不得不如此。

  我们一直步行到浙西桐庐县才停下来,休息,待命。在进城前两天,我们换上新军装,丢掉草鞋,穿上新买来的球鞋,经富阳进入杭州城。当时路上都是日军的哨兵和巡逻队伍。我们军校500多学生进城后,情况有很大改变,杭州重要地段均控制在我们手中。不过我们仍处处小心谨慎,时刻遵守纪律,体现了黄埔军人应有的精神。

  一切准备就绪,定期缴收日军武器。我们中队100多人负责拱宸桥缴收点。日军乖乖地听从我们的安排。进入缴收场缴枪后,日军人员离开缴收场去集中营,由我方监管不许出门。日军武器收缴后,我们中队住在杭州高中,任务是看守武器仓库,等武器转运后,执行别的任务。

  1946年春我们在杭的缴枪任务圆满完成。全大队住到涌金门的一座大楼里,等待命令。谁知一等再等,等了一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戏称自己是“自由兵”,每天晚上点一次名,整个时间自由分配,开头是到西湖景点去玩,玩久了觉得没有意思,于是我与一个要好同学叫周敦波,合伙去借书看。

  我们一直玩到五月初,学校来了通知:军官学校全国九所分校,除新疆的九分校外,其他八所全部合并到成都本校,立即行动。

  我们三分校步兵大队,从杭州坐火车到南京,在下关下长江,乘大轮船到汉口。此时长江上游发洪水,轮船逆流而上,好似在汪洋大海中。到宜昌只好停下来,待了两天又向西,过三峡。先是西陵峡进口,江很长,江面越来越窄,两岸是悬崖峭壁,大轮船好像在山沟里走,天空像条白色银带。再往西就是巫峡,两岸山更高,啊!巫山真是高不可攀。船再往西行前面是瞿塘峡,水势凶猛,其中有个大旋涡太险了,真吓人!再上去可以看到白帝城、奉节、过万县、丰都到重庆,一路风景宜人,只是水路比陆路难行。有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得真恰当。

  抗战陪都重庆是座山城,街道高低起伏不平,我们在此候车玩了几天。上车后向成都进发,道路平坦,四周看去没有山,好似江南。

  陆军军官学校本校设在北较场。那里分南较场、西较场、皇城。我们车到北较场进大门,抬头一看,啊!那么大的操场,足有五百米长,宽也有六、七十米,听说是全校节日阅兵的场地,西头是射击场。

  两门真宏伟,横写着“陆军军官学校”正楷大字,与黄埔岛上军校大门上的一模一样,看来出自一人之手。二门进去是中正堂,西面是校本部(黄埔楼),东面是学生教室和寝室及其他部门,北面是城墙,北城门内,还有自来水池、游泳池、发电站……

  校部传来消息:三分校二十期学生改为二十一期,步兵第六大队,分23、24、25、26、27共五个中队。编队前学生先体检,(包括目测仪表),接着是甄别考试,有一关不合格就作为自动退学。检查后退了不少同学,接着编队,我在24中队二区队。

  开学不久军校调来一位新领导,名叫关麟征将军(中将),他是抗日名将。1933年1月,“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犯山海关,分路攻打古北口,喜风口,冷口等东段长城,国军十七军二十五师关麟征师长英勇作战,负伤后坚持指挥战斗,抗日战争后在武汉战役中荣获战功。关将军(黄埔一期)不久升为黄埔军校本校校长,这是黄埔学生升为校长第一人。

  关校长升任后,首先提出教学改革,课程改为各科综合训练。例如:步科兼学骑兵的马术、炮兵的平射炮、曲射炮发射技能、工兵造路、架桥技能、学辎重兵汽车构造学、内燃机的原理和驾驶技术(因汽油缺乏未学),同时还学习通讯、有线电话、无线电报,学习化学兵使用火焰发射器等,目的在于使学生毕业后到种兵各部队胜任。

  关校长治军有方,奖罚分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指挥作战的基本经验是“稳、忍、狠”。

  黄埔军校二十一期步科六大队于1948年7月毕业。学习时间整两年。我被分配到南京伞兵司令部二团一营营部连任少尉排长,驻中华门外岔路口,后驻上海松江县亭林镇。1949年3月9日腿摔断,被送往江湾陆军总医院,5月25日由三野二院接收送苏北,后来带病到如皋军官教导团学习,到8月我申请离队回家。我凭两根拐杖从江苏走到仙居县大战乡下叶村故乡。在家一年后于1950年10月参加工作。……

  十年青春流水过去,百事无成。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不后悔。因为我有很大收获,在黄埔军校的三年中,受到学校爱国的、革命的思想教育,并在黄埔精神熏陶下,为我做人做事和后来的32年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我有小诗一首,借以纪念黄埔情缘:

  黄埔建校我出生,长成两进黄埔门。

  《怒潮澎湃》歌一曲,永铭肺腑白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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