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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慧应大猷(上)

仙居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7-10-17   字体:【  


  明朝重要思想家袁了凡所作《了凡四训》 又名《命自我立》,是袁了凡的家训。袁了凡是明代言官,以其亲身经历教戒他的子孙后代,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和谐共处。计11600字,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组成。香港中华道德学会赞美袁了凡以“改造命运的精神,创造自己的幸福,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称此书“是创造幸福的宝典”。 曾国藩对《了凡四训》最为推崇,读后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将其列为子孙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胡适先生则认为,《了凡四训》是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了凡四训》中“积善之方”一章,用900余字记载一位仙居古人行善积德的故事,这位仙居古人就是明代中叶刑部尚书应大猷。
 
监察御史的外公
携带外孙授句授德
 
  应大猷,字邦升,号容庵,仙居县下各镇下各村人。出生于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六月初八半夜子时。应大猷排行第二,上有长兄大经,下有弟弟大桂。大经好学问早年授州县学官,大桂后登仕第。童年期间,兄弟三人相比,唯大猷“端坐寡言,不妄嬉戏”。他举止文雅,性情温顺,毕恭毕敬对待兄长,有“君实事怕康风”。应大猷与左邻右舍群儿,相处和睦,从不逞性。因此,四亲九眷,皆喜应大猷。
 
  应大猷外公王存忠,本县皤滩万竹王人,能耕善读,是仙居县明代第三位进士。应大猷出世的这一年,正巧合外公王存忠登进士第。王存忠不仅是仙居史上蜚声后世的清廉御史,也是明代江南一带名扬千里的风水大师。应大猷十岁这一年,应大猷父亲应匡迁移祖坟,请来亲家王存忠。此处真的风水独具,只是穴位狭窄,出富出贵,仅出一房。父亲应匡与母亲王氏正想决策将应匡父亲的坟墓移入,将来出富出贵尽在应匡门下。关节眼上,应大猷说:“既然只出一门之下,干脆将首祖太太公移到这里来,岂不是全村都出富出贵。大家好,才是真正好。”应大猷的父母亲与外公王存忠都认为应大猷言之有理,就将下各首祖的坟墓迁入。应大猷自小就表现出仁爱孝悌的举动,深受乡邻的好评。王存忠慧眼识才,看到了应大猷的大智大慧。在他所有孙子、外孙十几人之中,独独疼爱大猷。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猷十四岁,外公王存忠任监察御史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在任监察御史与镇江知府期间,王存忠特携带大猷于身边,“朝夕自训诲”,期待应大猷能成大才,辅助国政。应大猷随外公王存忠读书,亲历了外公当监察御史与镇江知府,体悟如何做官,怎样做人。王存忠教诫应大猷两句话:“先学做人再做官;做官清不清,百姓有杆秤。”
 
参战“宸濠之变”
初露军事奇才
 
  应大猷随外公读书四年整。十八岁这一年,回老家仙居,当年考取了秀才。越三年,二十一岁中举人,同年与王激、许相卿奔国子监讲“周、程、章、朱”之学。二十八岁登正德九年甲戍(1514年)进士。三年之后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又改任南京刑部湖广司主事。
 
  明朝建立以来,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叔的玄孙朱宸濠,分封江西南昌。朱宸濠生性轻佻无威仪,在南昌巧取豪夺,贪婪地聚敛钱财,又有政治野心。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在南昌起兵,杀死不愿随从官员祭旗,并集结兵力号称十万人,改年号为“顺德”,于六月十六日攻陷南康,次日攻克九江。七月一日,朱宸濠出南昌,领水军沿江而下围攻安庆,欲入南京即皇帝位,史称“宸濠之乱”。当时北京、南京都一带,人心惶惶。唯有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冷静说:“事不大,有乔宇在南京行也”。
 
  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乔宇,急急会九卿议军案。由于当时南京兵部官吏均“循资叙授,非慎选谏”,庸官居多,一提战乱,个个魂不附体。经过密议案,各抒己见。唯应大猷所见源于兵书,且见解独到。于是就“无拘职掌,推其一人。”群官吏异口同声共推应大猷参与兵部,抵挡乱世。因此,应大猷由刑部湖广司主事,参与兵部军事。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把“一切战守事宜俱付之”,都与应大猷谋划,且由应大猷付诸实施。应大猷在关键时刻,思路敏捷,很快就摸清宁王在南京的班底,不失时机地禀报乔宇。为了严防里应外合,斩宸濠潜伏在南京的内应党羽三百余人,悬首级于江上,使宸濠不敢东向。宸濠失去内应,且知南京有备,不敢向东进攻。应大猷“悉心计划”力主警戒,以防军机失密,大张旗鼓渲染声势,“以安民心”。为了将叛军有效消灭,乔宇派应大猷领军坚守潜山城池,令明军主力西逐。潜山一战,应大猷守卫的潜山城固若金汤,叛军损兵折将过半。七月底叛军溃败就擒。应大猷得功“赏白银一十五两”。
 
平叛得功  屡屡得以升迁
 
  明代前期太监乱政登峰造极,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刘瑾通天大案败绩之后,朝廷多数官员受到牵连,唯乔宇出污泥而不染,与刘瑾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明史》记载:“大臣多以党附见劾,宇独无所染。”二十五年前,应大猷外公王存忠履职监察御史时,屡次上疏弹劾刘瑾,不仅扳不倒刘瑾,反被倒打一耙,归养老家万竹王。乔宇与应大猷外公王存忠早成举旗反贼志同道合者。因此乔宇逢人说项,夸应大猷根正苗红,代出贤良。平叛“宸濠之变”,应大猷名声鹊起。乔宇升迁为兵部尚书,发现了应大猷的军事奇才,就将应大猷调任兵部职方司,制管军事地图与四方职贡。世宗皇帝朱厚熜登位后,十分器重乔宇,召之为吏部尚书,乔“海内望重,帝亦委任之”。乔宇调任吏部尚书,执掌朝廷官员人事任免大权,又拟将应大猷调任吏部主事。吏部言官就提出抗议,提醒乔宇举人要按部就班,论资排辈,认为应大猷资历不够。乔宇斩钉截铁地说:“此异才也,安用随牒?”意为对待奇异人才,不能循次进取、依流平进,否则会埋没人才。最后都察院与吏部都认为乔宇言之有理。于是又调大猷为吏部文选司主事。
 
承传祖训:二度生死直谏皇帝
 
  正德皇帝荒淫无行,行径胡闹,不理国政,挖空心思胡作非为。在当时刚刚平叛“宸濠之乱”,国力空虚情况下,有奸佞中贵上疏要求为当朝皇帝建造陵寝之地,择地天寿山陵区莲花山东麓,名谓:“康陵”,设计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牵涉北京五百里之内,所有砖窑一律按照“康陵”要求,烧制陵寝宫砖。结果是遭到应大猷等一批忠君大臣的极力反对,应大猷为此上书,认为皇帝年轻,当下国力尚薄,“勿为扰民”。应大猷再次上疏,皇帝朱厚照极为恼怒,应大猷差点被打入大牢。
 
  正德十四年 七月底平叛“宸濠之变”,叛逆宁王朱宸濠还没有押解到北京,正德皇帝伤疤未愈就忘了痛。就想交托朝廷大事,自己下江南寻欢作乐去。大猷平素直言,约同志者王萱、田登等,“抗章叩行”。正德皇帝恼羞成怒,想治应大猷大罪。幸亏大学士梁文康,“委曲救解,得免于难。”为此专门下旨“再言之,极刑”。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到达扬州、镇江等地,骑马打猎,光顾红楼,一路纵情。在镇江清江浦,驾小船捕鱼玩耍跌落水中,水呛入肺,引发了肺炎身体便每况愈下了。临终前夕懊悔不已,悔自己听不进应大猷的直谏,以至于铸成终身大错。越二年,正德皇帝就命归黄泉。
 
  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死后无嗣,按照明朝祖制规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是后来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登基之后,遇上了一个棘手难题,谁是“皇考”?必须明确,且昭告天下。嘉靖皇帝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将立谁为皇考的司礼,交给朝廷百官讨论。史称“议大礼”。“ 议大礼”一而再,再而三,先后三年。应大猷与仙居藉同科进士工部主事张俭,仙居藉前科进士翰林庶吉士应良等一批朝廷直臣与礼官认为正德皇帝属于无子继位,才由你近脉堂弟继承皇位,应该尊崇祖制,立正德皇帝朱厚照为“皇考”。嘉靖皇帝的生父应当是皇“叔父”。应大猷为此与朝廷老臣们要求嘉靖皇帝尊先皇朱厚照为皇考。屡谏不成,因此,应大猷“率众臣伏阙固争”,“跪午门外三日”,以死谏忠告嘉靖皇帝,要以天下大义为重,做天下礼士楷模。而嘉靖皇帝私利杂念膨胀,意想立自己生父朱祐杭为皇考,却不露声色,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误认为嘉靖皇帝真大义。唯张璁、桂萼、严嵩党羽老谋深算,早就嗅觉到皇帝本意,顺从帝愿,上书叩请立世宗亲生父朱祐杭为“皇考”。嘉靖皇帝第一次感受张璁、桂萼、严嵩深谙己心,以至做皇帝四十余年,事事处处都离不开严嵩。史载因“大礼议”而下狱治罪的一百三十四名官员,当场廷杖致死的有十六人。仙居藉在京年轻言官应大猷、 应良、张俭每人“廷杖六十”,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几乎死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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