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及房地产问题时表示，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中国将“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为此，房地产业要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政府也要特别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包括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研究中低收入跨地区流动的专门人员和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

　　这个表态获得广泛喝彩。确实，任何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维系其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就应当享有最起码的裹腹之食、蔽体之衣、遮风挡雨之所。但是，住房是否因此就变成了一种“权利”，却是一个存在严重理论争议的问题，尽管有些国际文件、有些国家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有权利就有责任，如果个人享有适当住房是一种权利，那就得有人来承担对该人的责任，当其没有住房的时候向其提供适当住房。说公民人人都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是否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向人人提供住房？既然政府现在已经表示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那没有住房的人是否可以到法院要求政府提供适当住房？法律谚语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个人不能获得相应的诉权，那宣告个人享有这种权利，就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表态。

　　更大的问题是，把解决个人住房问题变成政府的责任，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扭曲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关系。

　　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似乎没有能力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一方面是疯狂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很多人发出住房难的感叹。面对这一问题，很多人呼吁政府出面，发展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以及单位集资房等等，通过政府补贴甚至直接供应的方式，解决这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

　　这些办法或许有效，但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存疑。古往今来，所有文明社会的自由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这个意义上的房屋，才是个人自由的堡垒。当然，本着人道原则，为了维持社会的和平秩序，社会和政府确实需要帮助少数缺乏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政府有责任为少数低收入群体提供某种住房救济。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得依赖政府解决住房问题，比如，大多数人住进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或者政府直接供应的廉租房，那这个社会的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必将受到政府的严重扭曲。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也不可能健全，民众将会养成一种依赖政府的心态，政府也很可能通过住房供应安排，对民众的生活、居住地甚至其他权利进行不恰当干预。

　　因此，思考住房问题，出发点应当是绝大多数人不依赖政府、有能力通过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行解决住房问题，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其实，略加分析即可发现，当下妨碍大多数城镇居民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障碍，恰恰在于政府设立或维持的垄断，在于市场发育的不健全。目前城市用地与农地截然分隔，政府禁止市民向农民购地建房。即使在城市，全部土地也属于政府所有，市民不得自行受让土地建造房屋。基于对土地的垄断，政府又授予房地产开发商以垄断，因为，政府不向个人转让土地。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与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自然会导致地价一路走高，并引发强烈的投机心理，推动房屋价格严重地超出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力。

　　可以说，不科学的土地制度、城市房屋供应制度，乃是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无法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视这一症结，盲目要求政府补贴甚至供应住房，无异于缘木求鱼。很多人现在要求，让政府把出售土地的钱拿出来，建造廉租房。但是，为什么不直接反思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垄断？为什么由政府来出售土地，而不是让土地现有的占有人与需要土地的人直接进行交易？改变垄断性的政府和开发商倒买倒卖的环节，难道不是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房价？个人集资建房的低廉价格就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解决城镇人口住房问题，政府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乃是改变制度本身，减少自身对市场的控制，让民众享有相关的自由，包括土地、人口在城乡之间可以双向自由流动，个人选择住房解决模式的自由。比如，是自己或与他人合资买地、建房，还是向开发商购买现成的房屋。政府的责任是放弃对土地使用权的垄断，也不再保护开发商的垄断地位。

　　若有这样的制度变革，则大多数家庭可以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政府救济性的住房福利体系才有可能正常运转，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才能够行使其要求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权利。在住房问题上，要素的流动自由、民众的选择自由，才是基础。